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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令欢：全球和人类走到今天，已经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现象，刚才瑞·达利欧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看100年的历史，然后总结出心得；朱民行长从监管角度看债务和经济的关系；还有很多教授以及经济学家都在讨论。其实，人类现在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刻，数字生活已经是现实，而且在加速发展；全球化已经是现实，不可能逆转。而中国在过去用改革开放起到了一个示范带头作用，以后在新的世界格局里面，特别是再新的规则制定时里面，不可避免地要起到很大的参与制定规则的作用。

瑞·达利欧：对，比如说两个东西的价值如果相互间存在联系就会存在一个机会。李斯璇：可能大家都希望能找到类似的机会。刚才瑞·达利欧先生也说了，不管是在策略上，还是在产品上，中国发展得很快，现在应该还存在空白之地。但是因为市场的相对效率还不够高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套利机会，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赵总。赵总是中国这方面的专家，你们做一级市场，也做二级市场，也做私募，也做公募，围绕中国的经济做了很多年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下，中国的市场和全球的市场看起来有什么不同？包括在2019年有什么投资的意向？

至少在我的追踪下，德雷柏依旧狂放自信地活跃在国际舞台，输出着对新兴技术、开放市场、创业型政府的呼吁和追捧。尾声：交织与传承时间就像一个轮回，将风投的交接棒依次传递给下一代。如今，德雷柏的几个孩子都从事风投相关行业。他和儿子比利一起经营德雷柏合伙人公司，比利自己创办的Robinhood估值也超过10亿美元；

无论是不够特殊的美英“特殊关系”，还是不够团结的二战纪念“团结秀”，均凸显出跨大西洋关系的窘困现状。特朗普政府虽然口头上依然鼓吹同盟精神和传统友谊，却在行动上以“美国优先”为准绳对欧洲盟友处处施压、屡屡背弃。心怀不满又无力“闹掰”的欧洲，只能在首鼠两端中艰难探索与特朗普政府的相处之道。

从人均GDP增速的图表可以窥见到阿根廷人均GDP的高波动性。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基本上围绕着零轴呈锯齿形波动，1961至2018年的57年间，共有22年录得GDP负增长。1977年，阿根廷人均GDP为7743美元（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，用这个指标，是为了在讨论中剔除通胀和汇率等因素的影响，让不同时期与不同国家数据更可比），此后竟一路下滑，到1990年降到了6245美元。

如果要实现平衡的、均衡的投资组合呢？无论是经济上行还是下行，还是通胀上行或下行，还是好年景还是坏年景，总是有一个平衡点，这是我们的关注点，要实现平衡。与此同时我们进行很多研究，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多，要了解这些具体的机会。尤其是增量方面的。那从alpha的角度来说，还是要花时间的。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优势，我们觉得还是要找到这方面的平衡，我们会继续努力。